出版商务周报11.23第390期刊发文章
编者按：“阅读日本书系”是在笹川日中友好基金资助下，由社科文献、人民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等七家出版社推出的中日图书合作出版项目。书目由中日双方委员共同推荐，版权联系颇为艰难，但“书系”依然出版了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等各个不同方向的图书，以开放的心态寻求跨时空的对话和理解。以下为该“书系”出版方之一的南京大学出版社讲述这一书系的策划出版过程及经验。
“阅读日本书系”的策划与出版
■田 雁 南京大学出版社
随着中日两国关系从昔日的“政冷经热”进入“政冷经凉”，两国民众间的相互“恶感”也在不断上升。正是在此背景下，日本最大规模的民间基金——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会推出了“阅读日本书系”（下文简称“书系”），以期通过对当代日本经典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使我们足以了解对方。这也正是“书系”的现实意义所在。
破冰的“书系”合作
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中日两国开始围绕着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参拜、钓鱼岛主权等问题纠葛不断，尤其是2001年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连续4年参拜靖国神社，加之日本政府对“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合格”，导致中日两国政府首脑数年间互不相访，形成了国家关系中甚为罕见的“冰点”。
进入新世纪后，虽说小泉之后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福田康夫为了缓和中日之间的政治不信，对中国进行了被称为“破冰之旅”“迎春之旅”的国事访问，而作为回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先后对日本进行了被称为“融冰之旅”“暖春之旅”的回访。可就在中日政府间关系出现缓和、走向“暖春”之际，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恶感”仍然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发展态势。对此，有分析认为，是中日之间长期的相互隔阂和不了解致使相互间的“恶感”得以发展。
正是由于“日中之间缺乏相互了解和理解，这样大家就会产生隔阂和误解”，在时任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会运营委员长笹川阳平先生的推动下，2009年3月，基金会开始实施名为“阅读日本书系”的中日合作出版项目。项目由基金会出资，通过中国国内的出版社具体实施，其目的是通过向中国的普通读者介绍一些关于当代日本的读物，以增进对日本的了解。
2009年底，“书系”的合作出版社得到了最终落实，他们分别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新星出版社及南京大学出版社。经基金会与各出版社会商，于2009年11月组成了“书系”联合编辑委员会，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出任委员长，下设事务局，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出任事务局长，具体负责包括版权联系等各项业务的展开。
互补的书目选考
为了解决“书系应该向中国读者推荐什么样的书籍？”这一问题，在“书系”联合编辑委员会成立的同时，还专门成立了“书系”的图书选考委员会。图书选考委员会由中日双方各推选5名专家组成，主要负责翻译图书的推荐。其中，中方委员有王中枕（清华大学，日本文化）、白智立（北京大学，行政学）、周以量（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化）、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田雁（南京大学，比较文化）；日方委员有高原明生（东京大学，日中关系）、刈部直（东京大学，政治思想）、小西砂千夫（关西学院大学，财政学）、上田信（立教大学，环境史）、田南立也（日本财团，国际交流）。高原明生教授为图书选考委员会委员长。
图书的推荐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日本每年出版7万多种新书。为此，选考委员会在图书推荐上确定了如下的原则：第一要全新，所推荐的图书为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后出版的作品；第二要全面，须是当代日本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法律等领域的全面介绍；第三要权威，以作者知名度、著作影响力及可读性为主要推选标准；第四要亲和，所推荐的图书应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倾向。
2009年11月，中方委员率先提出了25种推荐书目；2010年6月，日方委员也提出了20种推荐书目。此后，在2011年度，双方的图书选考委员共提出了70种推荐书目。在2012年度，又提出了64种推荐书目。
不过，就中日双方委员首期所推荐的45种图书书目而言，委员们的选书偏好显然各不相同。在中方委员所推荐的图书中，以《日本文化的历史》为首的文化类图书就占了15种，其次是政治类图书5种，经济类图书3种，军事类、外交类图书各1种；而在日方委员所推荐的图书中，以《国债的历史》为首的经济类图书占了5种，其次是文化类图书4种，政治类图书4种，外交类图书2种，以及其他图书5种。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偏好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委员们的专业结构所致，中方委员中有三人同为文化方向的研究者，而日方委员中文化方向的研究者仅有一人；另一方面是由于选书理念存在差异，中方委员是根据对市场的了解，基于“读者想知道些什么”考量下的推荐，而日方委员则关注作品的社会意义，更多了几分“想让中国读者知道什么”的味道。
坦率而言，目前还很难判断究竟是中方委员还是日方委员推荐的图书更适合中国读者。如果就市场的反响而言，中方委员推荐的图书“在题材上对中国读者具有很大吸引力，篇幅适中，语言也较平易，受众面广。南大社出版的《日本文化的历史》《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已经加印，当当网上图书评论的数量也同样印证了这点。”然而，如果从作品的内容分析，日方委员所推荐的关于皇室、靖国神社、高龄者社会、安全保障等主题的图书，都是目前日本社会所关心的热点话题，十分贴近日本社会的现实，与当下中日关系的走向也密切相关。因此，由中日双方委员共同推荐图书，对于“书系”而言，应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互补式平衡。平心而论，从日方委员所推荐的图书中，我们确实能够读出现代日本社会的那些波动，也同样感受到了日方委员对中国读者的殷切期望。
艰难的版权联系
推荐书目的提出并不意味着项目的实施。对“书系”来说，事前想象不到的是版权联系的艰难。截至2012年底，双方委员总共提出了179种推荐书目，版权涉及100余家日本出版社。然而，超过40%的图书版权在具体实施中得不到落实。
2012年度“书系”编委会的工作报告就有这样的说明：“2009年度收到荐书25种，确定无法取得版权8种。2010年度收到荐书20种，因版权或其他原因终止运作的有11种。2011年度收到荐书70种，已确定无法取得版权的图书有28种。”
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有些日本出版社对于版权的询问根本不做任何回复，仅此比例就高达30%。其背景是日本的图书版权由出版社及作家共同持有，因此在进行版权输出时，就要得到全体作者的同意。这不仅给版权交涉增添了难度，而且还分割了出版社的版税收入。于是在版权输出上，有些日本出版社就表现得不那么积极。除此之外，诸如版权渠道不畅、联系时间拖宕、著作权利分散以及预付金过高等因素的存在，也致使“书系”的版权之路越发艰难起来。
由此来看，要做好“书系”的版权引进，第一，有必要加强与日本图书出版业之间的交流。通过交流，让日本的出版社了解“书系”，同时也要让他们了解目前的中国图书市场。只有在沟通的基础上，才能构筑起版权合作的平台。第二，要提倡与作者的直接沟通。因为日本的图书版权是由出版社及作家共同持有，得到作者的理解与支持，对版权的引进很有帮助。第三，要拓展与日本本土各家版权代理公司的联系。在加速版权联系进程上，日本本土的版代公司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第四，要让“书系”步入国内畅销书行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版权引进中有关版税的短板。
无论如何，想要走出目前“书系”版权引进上的困境，不仅需要我们在版权联系的手段上有所开拓，还需要我们能对引进图书的选题有所把握，即确保图书内容受到读者的喜爱，同时需要我们能对图书市场定位做到细分化，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书系”效益的最大化。
真实的日本呈现
从2009年“阅读日本书系”项目伊始至2013年10月，“书系”总共翻译出版了45种图书。其中，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4种，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14种，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4种，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及新星出版社各一种。
迄今为止，南京大学出版社总共为“书系”出版文化类图书12种，经济类图书6种，社会类图书6种。就销售数据分析，其中《日本文化的历史》《战后漫画50年史》《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茶道的历史》《花道的美学》及《日本经济史1600～2000》6种图书的市场销量均已超过3000册。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14种“书系”图书中，销售最好的图书依次是《日本动画的力量》《战后日本大众文化》《日本料理的社会史》《富士山与日本人》。就此而言，国内读者的阅读倾向还是比较偏好日本的文化类图书。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书系”作为介绍日本的窗口，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商业性较强的图书无需这个项目的推动，应该坚持做一些即使市场较小但有价值有意义的图书”的原则，因此，在基金会的支持下，“书系”依然广泛地推荐并出版了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等各个不同方向的图书。
诚如李半聪先生在一篇书评中所说，“本尼迪克特经典的《菊与刀》展现了一个双面日本，但是对中国人而言，这个关于日本的记忆一定比美国人要坏很多倍。到底什么样的面貌，才是真实的日本。”在中日两国关系再度陷入冰点的时期，作为出版人，作为中日文化沟通的桥梁，尤其应该将一个“真实的日本”介绍给国内的读者，这种介绍不应是为了证明某种理念或者给某种理念辩护，而是期望读者通过阅读，去梳理出当代日本的社会本质，去还原出渴望成为“正常国家”的日本人的“国民性”。
跨时空的对话和理解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也就在这一年，由于钓鱼岛事件，中日两国间的关系又一次跌入了低谷，两国之间包括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也都一度陷于停顿，叠现出在历史与现实中纠葛的影响下，中日两国政府间与国民间的互信和契合度都远远不尽如人意。
在此背景下，作为民间文化交流与传播先行者的“阅读日本书系”，在促进中日两国民间的相互理解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诚如北京大学教授王新生所说：“为了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的近邻日本，我们需要翻译更多这方面的图书，‘阅读日本书系’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也正因为此，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会已经决定将“书系”项目延续至2018年。
即便在当前的社会与历史语境下，中日两国已从昔日的“政冷经热”进入了“政冷经凉”，双方依然认为“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这就意味着中日两国最终还是要趋向政治互信甚至安全合作。于是，“通过日本作家笔下当代日本的解读，去解悟反省历史，以开放的心态寻求两国国民在历史、文化以及情感方面的跨时空对话和理解”，就成为时代赋予“书系”的历史机遇，也是我们这一代出版人肩负的历史责任。（本文原发表于2014年第1期《现代出版》杂志，本报有删改）
